随着世界各国面临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挑战，对于大量发展融资的需求催生了新的发展融资思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政策规定需要重新审视。唯有“反思传统的发展融资”，新的融资资源才有可能被发掘利用。
在资助实体部门的增长或结构转型上，我们认为“耐心资本”或超长期资本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需要吸引的是“耐心资本”，而不是那些“移动资本”或“热钱，快钱”。因此，中国对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谨慎态度是有道理的。我们认为，现在正是推动各国建立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多边开发银行和基金的时机，因为它们是“耐心资本”的重要来源和渠道。
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以及其他工业产能发展基金的成立，世界各国对开发银行和基金的角色越来越感兴趣，因此，本文进一步将“耐心资本”的概念与开发银行和基金挂钩，并提出建立新的多边发展银行和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基金。
中国正在利用自己
在“耐心资本”上的比较优势
我们在《重新审视发展融资及开发银行：耐心资本作为比较优势》（《中国金融学》总18期，2018年4月）中提出的耐心资本，取决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长期导向”特征，以及银行及金融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情况。
我们从广义上定义“耐心资本”即投资在一种“关系”上的超长期资本。在这个关系中，投资者自愿向接受国/ 发展伙伴注入资本（含股权和十年以上债权），乐意看见它们在未来不断成长并为双方带来不小的回报，实现双赢。“耐心资本”的持有者通常有较好的能力与发展伙伴一起分担风险。
在所有“中国价值调查”中，中国凭借“长期导向指数”始终排在前五（Hofstede 2010）。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在长期导向指数中的排名也很靠前。与收入水平类似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因此建设得比较完善。
我们认为，“长期导向”是一种基于农耕社会儒家文化的禀赋，通常引至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耐心资本”是基于长期导向文化禀赋而产生的一种潜在的比较优势，并可能在某些条件下转化为显性的比较优势。
过去二十多年来，通过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德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已成为在亚洲和非洲与发展中国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楷模。中国正在学习和努力追赶。
我们认为，中国已开始使用自己的“耐心资本”比较优势，通过投资于消除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来实现双赢。作为一个后来者，中国直到最近才将自己的“耐心资本”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显性比较优势，随着更多的企业走向世界，中国潜力很大。
现在正是推动建立
更多开发银行和基金的时机
近30 年来，发展中国家开发银行的作用一直被忽视，部分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带来的压力。
由于国内问题以及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金融组织带来的国际压力，许多国家开发银行被私有化或清算。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估计，1987 年至2003年，250 多个开发银行被私有化，其他许多开发银行也进行了重组和清算（Olloqui，2013）。
我们认为，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是调动和利用“耐心资本”的重要机构，在结构转型中起着重要作用。开发银行可以调动政府以及私营部门和公众的储蓄，并将其用于长期贷款/融资项目。现存开发银行中大部分提供的贷款是长期贷款（90%）。这些现存的开发银行是“耐心资本”的动员者、管理者和中转者，并将其引入长期基础设施和转型项目中。
令人惊讶的是，有13%的开发银行提供贷款期限超过20 年的贷款，而大多数的开发银行最长的贷款期限不到20年。“耐心资本”增加的证据还有日益增长的主权财富基金（SWFs），以及在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等国建立的政府扶持的“战略投资基金”（SIFs）（Halland 等，2016）。多边战略投资基金的数量也在增加，包括那些为基础设施建设成立的多边战略投资基金（MSIFs）。
世界银行最近利用国际开发协会的资金建立了一个新的私营部门窗口，由国际金融公司（IFC）实施。实质上是运用各国政府提供的官方援助资金（ODA）撬动私营部门资金（以股权形式）支持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的发展（援助与投资相结合，类似中非发展基金式的发展合作方式）。
在目前情况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更多的开发银行/发展基金。凑巧的是，王燕提出成立粤港澳多边开发银行，为大湾区的发展提供资金，以克服“一国两制”和三地不同的金融法规所带来的问题。林毅夫提出发达国家应建立绿色基金，激励发展中国家采用绿色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这两个不谋而合的建议都是基于一种迫切需求，那就是需要更多的“耐心资本”为发展中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
在我们看来，没有发展融资机构（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的增加，就不可能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调动更多的长期融资。随着中国的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发展融资的数量将会大幅上升，这从中国最近在中非合作论坛、第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所做的承诺中可以看出来。
中国将逐渐承担更多责任，探索其在全球事务中的新角色。其官方发展援助（ODA）占国民总收入（GNI）的份额有可能从目前的0.1% 增长到0.3%。这意味着官方援助的大幅增长——当然还取决于官方发展援助（ODA）或其他官方流动（OOF）或发展融资（DF）的定义。
但是，增长的速度取决于开发机构和全球治理。中国试图建立适当的平台为全球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其中包括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其他多边机构，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中非合作论坛、非洲发展基金。现在又建立了多个地区性的产能合作基金和银联体。未来需要各国建立更多的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来增强竞争提升效率。
超越“狭窄框架”、绿包和其他项目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萨勒（Richard H.Thaler）在其所著的《“错误”的行为》一书中说，经济学家和从业者需要克服“狭窄框架”问题：例如狭窄框架让一位CEO没能获得他想要的23 个项目，只获得了3个。当公司把23个项目看作一个投资组合时，很显然，公司会发现这一投资组合极具吸引力，但是当公司狭隘地一个一个地考虑单个投资项目时，管理者便不愿承担风险。最后的结局是公司承担的风险过少。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把投资集中到一个资金池中，在这个资金池中投资项目可以被视为一个投资组合。我们认为世界银行正被“狭义框架”所困扰，其承担的风险过少。
超越“狭窄框架”是海外投资成功的关键，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从国家开发银行的芜湖项目开始，用聪明的方式打包基础设施项目发展其产能。在芜湖项目中，国家开发银行将芜湖地区六个贷款项目（有绿色和非绿色，盈利和非盈利项目）结合起来，促进了该地区的整体可持续发展。
这说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项目可以被合并成一个不同基础设施与工业园区项目集群的组合，从而使其具有经济盈利性和财务可行性。这只有在开发或投资银行有长期导向和“耐心资本”，且寻求与客户或合作伙伴建立风雨同舟的长期关系，旨在实现与客户或合作伙伴共赢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基于“授人予渔”帮助长期发展和实现双赢的相似想法，中国已经与非洲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以资源换基础设施”（RFI）项目。RFI 模式的定义是什么？简而言之，“RFI 模式是一种融资模式，东道国政府承诺通过资源开发项目的未来收入来偿还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
该模式的关键优势在于，如果政府不得不等待资源项目产生收入，那么在这种RFI 模式下东道国政府可以提前多年获得基础设施。这种新的融资模式与其他融资模式在某些方面相似，运用这种模式也会像其他模型一样产生问题，无论是用于资源开发项目还是用于基础设施项目”（Halland 等，2014，第13页）。
Halland 等（2014）突出了“以资源换基础设施”模式最重要的优势，也就是说，这种模式“能够为东道国及其公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比任何其他模式所能达到的水平都要更早”。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我们进一步通过强调RFI概念的“结构”方面，特别是关注这种有利于借款人的“无追索权”或“有限追索权”贷款的特征，讨论了这种RFI 方法的优点：RFI 能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鼓励空间集中/ 集聚，有利于实现结构转型；以及缺点：RFI 存在与政治经济相关的风险和透明度问题。
我们明确指出：“对过去的RFI 项目的透明度问题确实有合理的关注。我们强烈支持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中关于道德、政治以及风险管理原则……我们认为，任何在暗箱中谈判的‘交易’——若没有一般公众的支持，如果政府发生变化，可能会被撤销或重新谈判。”应该牢记历史教训。
事后看来，我们认为这些RFI一揽子计划实际上是将公共或半公共基础设施打包起来，让它们对持有“耐心资本”的长期私人或公共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的一个聪明的办法，这些投资者希望项目在长期（10 年或更长时间）内有一个不错的回报率。
打包公共基础设施和私营服务的能力是海外合作成功的关键制度因素之一。“无追索权”或“有限追索权”的RFI 一揽子计划具有对借款人有利的特点：相比于全追索担保贷款，贷款人承担了更高的风险。贷款人在RFI 贷款中提供的这种独特的“保险”服务需要得到国际发展经济学界的充分认可并反映到定价中去，否则他们将不愿再提供这种服务。那么应该因为这项保险服务而收取高额的费用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结语 目前，大量的“耐心资本”已经被用来为中国国内的项目提供资金。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越来越多的“耐心资本”将随着更多的企业和银行“走出去”而被出口到国外。“耐心资本”往往伴随着技术、管理技能和实施能力，其出口将对全球连通性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用国外净资产（NFA）作为一个不完善的衡量标准，中国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人，这些海外净资产的一部分其实就是“耐心资本”。它们适用于基础设施、制造业和创造就业机会。
国际发展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中国需要像过去一样，通过聆听南北方、东西方合作伙伴的要求，并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进行互动，来不断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发展伙伴。中国在提供有关国际发展融资和活动的精准数据方面需要更加开放和透明。对外投资之前必须考虑到该国的政治经济动态，做好经济可行性研究和社会环境评估。
另外，既有的多边发展机构也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它们需要超越援助，把援助、贸易和投资结合起来，需要支持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也需要超越那种导致承担风险过少的“狭窄框架”。
近些年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新的多边或地区性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或产能合作基金或绿色基金的出现令人鼓舞，因为它们是“耐心资本”的供应者，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正能量和动力。
在多极世界，拥有多极发展机构和不同的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最近关注的新多边主义对全球经济有利。我们谨慎乐观地认为，南北双方的合作伙伴可以找到利益共同点，并共同致力于寻找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和平的“双赢”解决方案。